青年教师的困惑：

不刷论文指标，收入降低、考核难以应付；

兼顾论文数量与课堂质量，在现有的评价体系下几乎是奢望……

当代“青椒”分三派，派派挠头派派愁

刚留校任教的游泳教师，仍然要完成每年至少两篇C刊论文的教研任务；受到学生欢迎、认真教学的老师，往往是以牺牲职称晋升为代价。

记者采访了从985、211高校到民办三本的数十位高校青年教师，既有刚刚入职的“嫩青椒”，也有刚刚评上副教授、教授的学术新星。我们总结了他们的生存状态，大致可归为以下几类：

▌第一大派——论文派，致力于用论文铺平自己的晋级路。

武汉某211高校体育学院27岁的教师田耘（化名）告诉记者，作为刚留校任教的一名“嫩青椒”，他教的是游泳与人体运动健康课程，但仍然要完成每年至少两篇C刊论文的教研任务。

“年终就要考评，我天天愁得头发都要抓掉了。”田耘说，以自己学术水平、相关资源，根本无法完成一年两篇C刊论文的任务，“但真的没其他办法，评职称必须得靠论文证明自己的科研能力，发不出C刊就没有未来。”

南京理工大学的一名“海归”副教授表示，大家有种共识——在国内一年没发论文等于一年啥都没干。“新教师5年或者6年非升（晋升职称）即走的压力很大，大家都是有点东西赶紧写了发掉，哪怕没有实质进展，也只能硬写。”他无奈地说。

随着学校对青年教师科研指标越定越高，记者采访的多数“青椒”都表示自己只能努力朝“论文派”方向发展，即使当下很难完成要求，也只能“一边抓着头发，一边硬着头皮去码字。”

▌第二派——“既要又要”兼顾派，努力在科研重压下平衡论文数量与课堂质量。

南京一所民办三本学校的教师马康(化名)说，民办高校与公办的985、211相比科研压力要小得多。所以，他能花更多心思在课堂上，有更多精力备课，也能多想一些新鲜的教学方式。

“能做到这样完全是因为学校对发论文没有负向考核。”马康说，不仅如此，发了C刊论文后学校会给予数额不等的奖金，甚至能报销版面费。

而在公办的985、211高校，不仅对刊物发表的要求更高，并且普遍存在负向考核。这意味着，如果未能完成指标，考评、奖金都会受“牵连”。

苏州一所高校的副教授陈强（化名）表示，将论文作为大学对教师职称评定的标准之一，本意是要鞭策教师积极奋进多做科研。

南京大学一位名叫张云开（化名）的同学反映，梁莹就曾表达出对教学的不屑，“我已经混到头了（评上教授了），没什么好怕的了。”多位青年教师反映，身边的同事评上教授职称后多年不写一篇论文的情况并不鲜见。

在中国，学术评价依靠SCI，然而很多国外学者对SCI并不认可。上海某大学商学院教授对记者说，大部分高校关注高水平论文、国家基金等，老师在高压下只能有所取舍。

▌第三派——教学派，顶着压力操心学生。

江苏某高校的一名30岁的青年教师王飞（化名）表示，当时进入校园时也是抱着教书育人的理想，可终究扭不过现实。“人的精力毕竟有限，一旦操心班里的学生，真的就很难再顾及科研。”

王飞说，他入校时就和学校签了合同，6年时间内必须完成科研指标，论文发不出来就得出局。一边是自己教书育人的理想，一边则是跟自己能否保住饭碗直接相关的指标与要求。“在这样的评价体系里，作为同事的老师是缺席的，作为教学对象的学生也是缺席的。很多受到学生欢迎、认真教学的老师，往往是以牺牲职称晋升为代价的。”

评价体系：极其看重发文量

高校对大学教师的教学评价指标定得很弱，几乎不用努力就可以完成，科研的指标却定得很高。

是什么让“上课还是写论文”成为两难？

▌一是现行的评价。

“大到一个学校能获得多少财政投入，一个学院在各个层面能得到多少支持，小到一个学者能不能评上职称、获得多少科研经费，都与发表的论文数量、影响因子相关，身在其中很难不被裹挟。”

南京大学的一位副教授举例说，“填写教育部的学科评估表，不是SCI（科学引文索引）、SSCI（社会科学引文索引）、CSSCI（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）论文，无法录入；不是青年长江人才计划，无法录入；不是教育部这个奖那个奖，不算成果……”

华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褚蓥说，大部分的高校以“帽子”为引进人才条件的依据，并以大额的资金以及配套的资源奖励来激励学者发论文，根源在于考核指挥棒。

记者调查了解到，一些学校也为学生保研制定了论文加分政策。一些学习成绩并不是最好的学生，却能通过发论文来提高总分排名，获得保研的资格。例如，一些学科成绩很差的学生，到了年底突然冒出来好几篇论文，加了很多分，从班里十几名一下子到前三。但那些所谓论文，内容是上网买的，发表是交了版面费的，学校对此并不认真审核。

▌二是现行的制度。

一位高校讲师说，高校对大学教师的教学评价指标定得很弱，几乎不用努力就可以完成，但科研指标定得很高，科研项目的级别、数量，论文发表的数量、刊物级别都要求得很高。高校之所以这样做，是因为国家对学校的要求就是如此。

还有所谓“非升即走”的制度。该制度源于美国，上世纪90年代由清华大学率先引入，目的在于通过刚性的制度设计鼓励竞争。非升即走的核心是，在规定期限内拿不出相应的科研成果即须离职。某高校甚至规定，青年讲师几年内不准上课、专心科研，到期升不到副教授自动离职……